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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百胜,无名氏写了一份奏折,乾隆看后大惊失色,发动17个省全力追捕

发布日期:2020-01-11 16:36:32  
乾隆认为此人可能和假奏稿有关,或者可能是其党羽,责令详勘。如此大案转为公开追查,各地要员于是纷纷亲自出马,担任本地专案组组长,身体力行东奔西跑。全国17个省登时掀起一场跨省追捕的大混战。之后将其革职发配了事。经审讯得知,他们的奏稿来自南昌守备刘时达。乾隆得到这一消息,精神大振。随后通告全国,伪奏稿案主犯已经归案,其他传抄诸人全部赦免,但官员不能免罪。

老百胜,无名氏写了一份奏折,乾隆看后大惊失色,发动17个省全力追捕

老百胜,乾隆十六年(1751年)七月初二,驻跸承德避暑的乾隆收到了一份来自西南边陲的加急密奏。奏疏的内容既非军事,也非救灾,而是关于一份蹊跷的奏折。

云贵总督在奏折里说,今年六月初八,属地官员在例行检查时,从一个客商身上发现了一份署名为当朝大臣孙嘉淦的奏折。奏折是抄录下来的,内容充满对当今圣上的诋毁谩骂之词,“词殊不经,胆肆讪谤”,还捏造了皇帝的批示。

这份奏稿“斥言(皇)上失德有五不可解、十大过”,而且弹劾朝中大臣。孙嘉淦虽然敢说敢写,但并没胆子写这种直白的攻击当朝皇帝的奏稿。这份奏稿显然是想借孙嘉淦扩大影响,吸引注意,而且也确实达到了目的。

接到密奏后,乾隆仔细看了附带的奏稿,自然是气歪了鼻子,他决定彻查此案,找到当初写这份奏折的人。他下令云贵总督严审持奏稿的那个客商,务必通过他追查奏疏来源,揪出幕后真凶。过了几天,云贵总督回奏,持奏稿的客商在贵州和云南之间贩卖黄连,他的奏稿是从贵州的另一个商人那里抄来的。

乾隆考虑到各省官员遇到跨省搜检、盘查不好协调,于是传谕由步军统领直接负责此事,统一协调此案,但又害怕盘查会使得假奏折流传越发广泛,还警告其要注意保密,“不可稍有张扬泄露”。步军统领不敢懈怠,密令各省从速暗查当地是否有假奏稿流传。仅仅十几天,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直隶、山西、山东等省先后都发现了假奏稿。

案情奏报到乾隆那里,他更加焦虑暴躁,下旨:这个问题波及全国,要引起重视,不得视为寻常事件,如若不然,轻则斥骂,重则撤职。

在乾隆的亲自督战下,各省都抖擞精神,搜查奏稿,即使掘地三尺也在所不惜。这一查不要紧,假奏稿越查越多,牵扯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,但到底谁是撰写者依然没有音讯。乾隆忙得不可开交,既要审阅各省奏折,又要辨析奏稿真伪,剖析谁是幕后真凶,精神紧张到了几乎草木皆兵的地步。

例如,山西巡抚上奏,当地抓获一个落魄书生,他作了一首诗想献给皇帝,诗中语言狂妄悖逆。乾隆认为此人可能和假奏稿有关,或者可能是其党羽,责令详勘。经过一番折腾,结果发现此人不过是一个因落榜而受到刺激,精神不太正常,想借献诗得到重用的疯子,与假奏稿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,他仍被乱棍打死。

各地查出假奏稿的奏报像雪片一样飞来,类似这样捕风捉影的例子不胜枚举。这份奏稿俨然成了最火爆的畅销书,不知不觉间已经传遍了偌大的中国。从九月份到年底的短短三个月间,除福建省外全国都发现了奏稿。乾隆为此还专门质问福建官员,为何他们那里没有。福建官员也很会办事,过了两天就奏报说,他们那里也发现了奏稿。

乾隆在气愤之余也很明白,这类案子查起来比一般案子难得多:一来涉案人员多且杂,士农工商兵都有参与;二来涉案人员流动性强,尤其是那些贩夫走卒,从一地到另一地,奏稿就随之像瘟疫一样传播开了。

事已至此,再捂盖子是不行了。乾隆横下心来降下谕旨:改秘密查办为公开严查,举报有赏、私藏严惩!

如此大案转为公开追查,各地要员于是纷纷亲自出马,担任本地专案组组长,身体力行东奔西跑。全国17个省登时掀起一场跨省追捕的大混战。

随着抓捕的深入,被捕入狱的人越来越多。不过案件的进展并不大,案犯相互攀扯、诬告,被抓者在刑讯逼供下只好认罪,但稍一松刑就又大呼冤枉,弄得乾隆精疲力尽,焦头烂额。

湖南查出有人携带奏稿进入贵州,乾隆联想到,奏稿中有为前任云贵总督鸣冤的内容,这人进入贵州,应该是前任云贵总督的余党。于是命人连夜审讯,结果大失所望:此人只是普通百姓,只是因为好奇才花钱买了一份阅读,没想到引火烧身——朝廷的重视增加了这份奏折的神秘感,更激发了百姓的猎奇心理。这条线索就此中断。

如此折腾了数月,乾隆下发的谕旨已经足足三万多字,案情却依然难以推进。他一面部署着全国范围的跨省追捕,一面斥责某些官员不负责任,办事浮躁。为杀鸡儆猴,乾隆十七年十一月,乾隆下旨撤掉了他认为查案不力的两江总督、江西巡抚的职务,提解二人到京问责。

乾隆原以为这下各地会卖力查办,不想却招来一些大臣的不满和劝谏。十二月,有御史上奏,称因一件假奏稿就处置大吏要员,很是不妥,而且这一案子株连太多,早该收手,应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释放,以展现皇恩浩荡。

就此罢手,无异于宣告此前兴师动众追查的失败,皇帝的脸面、朝廷的尊严往哪儿搁?此事“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”,没有结果是不能罢休的。乾隆当即怒斥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:如果有人咒骂你的祖宗,你会装聋作哑吗?之后将其革职发配了事。

巧的是,就在当月,新上任的江西巡抚查到长淮千总卢鲁生及其子传抄奏稿。经审讯得知,他们的奏稿来自南昌守备刘时达。而刘时达的奏稿,则是乾隆十五年七月由其子刘守朴托人捎来的。经过比较,刘守朴接触奏稿的时间为最早,应该就是案子的源头。

乾隆得到这一消息,精神大振。但案子不久又重新堕入怪圈。刘守朴供说奏稿是他的属下帮他送递的,再问其属下,则供说得自苏州,而给他奏稿的那个人已经死了。眼看案情到此又要断线,乾隆不忍再旷日持久地拖下去,决定尽快了结此事。于是,他找来了军机大臣。

次年二月,军机大臣奏报:经审讯,刘守朴属下此前交代的都是捏造的;事实是,刘时达与卢鲁生曾遭到时任湖广总督的孙嘉淦的斥责,对其怀恨在心,于是两人合谋捏造了这一奏稿诬陷孙嘉淦。这样,伪奏稿案已经“真相大白”。

当月,乾隆就降下谕旨:卢鲁生凌迟,刘时达斩立决。随后通告全国,伪奏稿案主犯已经归案,其他传抄诸人全部赦免,但官员不能免罪。

就此,历时一年零七个月、蔓延全国17个省,牵连上千人入狱、数十名大员受到处分的伪奏稿案匆匆了结。

只是,这一案件了结得太过仓促,称得上漏洞百出,很难令人信服。奏稿中弹劾了不少大臣,其中有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、徐本和尚书讷亲,但这四个人中有三个已经死了,另外一个也退了休,那卢、刘二人为何还要冒死弹劾这些人呢?从结案过程看,卢、刘本来是孤立的两个案子,合为一个案子后,在乾隆的催促下两人居然没有对质就被匆匆结案处死。按乾隆的说法,该案已经“全行昭著、无可候质”,显然人工斧凿之处太过明显。

后世的学者多认为,这一案件更可能的真相是:十几年前,也就是早在乾隆三年,此奏稿的雏形就已经出现,弹劾的是鄂尔泰等几个掌握实权的大臣,当时乾隆认为不必深究,禁毁即可。没想到十几年后,奏稿的内容增加了许多,进而形成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案件。如果确系如此,卢鲁生、刘时达等人只能是替罪羊了。

综观这起伪奏稿案,实乃乾隆不惜耗费人力物力,亲自导演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追捕。联系当前频发的因网上发帖而跨省追捕的事件,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,甚至是一脉相承的。某些地方出了问题,捂盖子的观念根深蒂固,看到网帖的负面影响,便担心网帖会给自己抹黑,从而引起上级关注和舆论聚焦,于是轻易发动跨省追捕。

消除跨省追捕,为政者还是要及时发现问题,做到闻过则改,变堵为疏,主动化解矛盾,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。如此,因言获罪和跨省追捕就不会再一次次上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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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|如果石絮

来源|《百家讲坛》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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